热点聚焦 |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或中国特色翻译学的提法由来已久，如果从1986年桂乾元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从国外翻译学谈起”算起，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这三十多年见证了国内翻译学的艰难诞生与迅猛发展，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学）的提法也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倡导，也有人怀疑。最近几年，还会经常看到呼吁和提倡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学）的学者，其中潘文国用力最勤，成果也很有代表性，尤其是他提出的“文章翻译学”，不失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一个典型样态。

随着国家对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学术话语权的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也被提上日程，颇受学界关注。翻译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的一部分，是否也需要凸显中国特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呢？笔者觉得这很有必要，让翻译研究回归中华文化本位，这是时代赋予翻译学学者的使命。这种未竟的使命是前辈学者留下的，需要我们传承下去，只有数代翻译学学者共同努力，不懈进取，才能极大丰富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真正地构建中国特色翻译学，从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浙江大学 冯全功

陈大亮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翻译理论、翻译诗学等。

翻译境界论

翻译境界论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学术资源与翻译思想基础上创建出来的翻译理论，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艺美学，从人生境界论与艺术境界论接着讲到翻译境界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境界理论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与实用价值，当然也适用于翻译领域。翻译境界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包括翻译境界的概念内涵、性质、方法、应用等内容。

翻译境界在概念内涵上具有多义性，既可以指译者境界，又可以指译作境界。译者境界指的是译者对翻译的觉解程度、学养厚度、悟性大小与工夫高低；译作境界指的是存在于翻译作品里的精神内涵与审美特质，例如，译作蕴涵的意味、神韵、意境等美学特征。翻译境界是一个主客合一的概念，译者境界和译作境界浑然一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翻译境界是一个动态范畴，译者境界和译作境界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译者境界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境界的高低。

翻译境界呈现出三个性质：第一，翻译主体的境界指向人的心灵世界，因而具有主体性；第二，翻译境界有类型、水平、高低、大小之别，因而具有层级性；第三，翻译境界是一种理想与追求，表现为由低级境界向高级境界的升华，因而具有超越性。这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译者的主体性直接影响到译作的层级性，不同的译者，觉解程度和翻译工夫不一样，翻译出来的作品就呈现出不同的境界，译作质量有等级差异。同一个译者，在不同的时期，其觉解程度和翻译工夫也不一样，译作的境界也随之表现出阶段性区别。译作的层级性有很多表现形式，如译意、译味与译境三个层级，形似、意似与神似三个层级，信达雅三个层级，等等。翻译就是超越的艺术，从低级境界向高级境界超越与提升是翻译境界论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因为超越性，文学翻译才成为翻译文学。

如何提高翻译境界？概括说来，有三种方法或六字秘诀：工夫、学养、悟性。这三个术语皆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有来历，有传统。三者各有侧重，内外兼修，不可偏废。第一，提高翻译境界，必须下足翻译工夫，不下工夫就不会有功夫。前一个“工夫”侧重指花费在翻译上的时间与精力；后一个“功夫”主要指翻译本领、技能或造诣，有时也指隐喻意义。笔者所讲的工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夫，而是吸收借鉴了中国哲学工夫论的思想精华。第二，提高翻译境界，必须有深厚的学养。翻译涉及百科知识及专业知识，译者须具备既广又专的知识和学问，还须提升道德和人格修养。知识和修养合起来，称为学养，前者讲的是为学，后者讲的是为人。第三，提高翻译境界，必须有很高的悟性。悟性是翻译家非常推崇而又说不清楚的神秘存在。所谓的灵感、直觉、神韵、妙悟、神似、化境等说法都离不开悟性。提高翻译境界，悟性必不可少。什么是悟性呢？把握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于一个“悟”字，而“悟”的关键在于“心”。有了心并不能保证开悟，这心还须有觉解，觉解的关键在于人的知觉灵明。有了知觉灵明，心里的智慧之灯就明亮起来了，于是就有了顿悟或渐悟。由此看来，觉解很关键，觉解程度高，悟性才能高，悟性高则翻译境界才能高。工夫、学养和悟性三方面合起来构成了翻译境界的方法论体系。

翻译境界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理解与把握翻译境界既需要理性思维，也需要悟性思维。在翻译境界基础上形成的翻译境界论对翻译鉴赏、翻译创作以及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的重点在于界定翻译境界的内涵，描述其性质，探究其方法，初步形成翻译境界论，试图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范畴化、明晰化以及理论化。至于翻译境界的理论体系、解释力、应用价值与实例分析等问题，笔者在正在撰写的《翻译境界论》专著里有详细的论述。

摘自：陈大亮，何谓翻译境界论，《中国翻译》2021年第2期，第13—21页。

陈东成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易翻译学。

大易翻译学

世界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大易翻译学也是一个系统，它们分别实现自己的太极建构。就大易翻译学而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元素，而是一个成分多样的复杂的太极建构，其研究范围不囿于一隅，研究内容不拘于一端。总的说来，《大易翻译学》基于《周易》文本和文化、翻译理论和实践，将易学和译学融为一体，创立新的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全书共十三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大易翻译学的哲学依据、翻译含义与本质、翻译标准与策略、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审美（包括审美本原、审美表现、审美态度、审美境界、审美理想）、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存异伦理、译者伦理）、翻译风格（包括风格的可译性、翻译风格与译者个性的关系、译者风格与原文风格的统一）、翻译距离（包括翻译距离的成因、翻译距离调整的原则与方法）、复译（包括复译原因与策略）、翻译批评（包括翻译批评标准、原则与方法）、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生态环境的特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理想状态）等。

本书根据所涉及的话题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观点，主要有：（1）《周易》是一部蕴藏无穷智慧的宝典，涵具阴阳交变的道理，拥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可以指导大易翻译学的构建。（2）“易”与“译”是体用关系，体用一源，易译相通。译含多义：简易、变易、不易等；生生之谓译，“生生”即创生、相生、生生不息。（3）翻译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相遇、相摩、相荡、相融，其本质是文化交易。（4）“太和”可作为翻译标准，此标准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其实现策略——阴化与阳化策略可用易理、太极图、十二消息卦等得到科学论证。（5）翻译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求同存异、守经达权。（6）文无定诠，译无定法，变文之数无方。译者应灵活运用阴译、阳译方法以及琳琅满目之译技，创造使人知之、乐之、好之的译文。（7）翻译审美应把握以下要点——①审美本原：生命即美；②审美表现：立象尽意；③审美态度：贵时通变；④审美境界：精义入神；⑤审美理想：止于太和。（8）译者应恪守如下翻译伦理——①修辞立诚；②利以合义；③交通成和；④以同而异；⑤进德修业。（9）风格的可译性可用《周易》的模仿观来论证，翻译风格和译者个性的关系可借鉴八卦图来阐释，翻译风格之美在于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致中和”，包括①材料选择：各从其类；②原文理解：心悟神解；③译文表达：适中得当。（10）翻译是一个涉及“言—象—意”与“意—象—言”多级生发的思维过程，其间原作发生变形，翻译距离必然产生。为使翻译距离产生翻译之美，译者应遵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调整原则。（11）复译的原因可归结为①文本的开放性：文无定诠；②译者的主体性：言人人殊；③读者的差异性：人以群分；④语言的时代性：言随时变。复译可采取如下策略——①纠错性复译：改错迁善；②改进性复译：渐臻至善；③建构性复译：见仁见智；④适应性复译：趋吉避凶。（12）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标准，以“善、公、实、全”为原则，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进行。（13）翻译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各因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状态为“保合太和”。

作为跨越易学和译学两个学科领域的一种新的翻译研究途径，大易翻译学主要汲取这两个学科的营养，把翻译置于“天地人三才”中，对翻译进行客观审视、分析、论证。基于此，本书撰写的基本思路是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织，从哲学的高度将“体”“相”“用”贯通，以致“成务”，构建大易翻译学。换言之，就是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

……构建大易翻译学是笔者勉强为之之事，困难重重，有的已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有的至今无力应对，留下诸多遗憾。大易翻译学是个新生事物，正值处屯之时，需多方理解和支持。诚望后继有人，弘前人之智慧，补笔者之不足，推动大易翻译学蓬勃发展。

摘自：陈东成，《大易翻译学》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吴志杰

南京大学硕士、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院院长。

和合翻译学

和合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和合观”。和合观包括和合本体论、和合认识论、和合实践论三个层面，在本体论层面体现出过程性、创生性、动态平衡性等特点，在认识论层面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理性直觉性等属性，在实践论层面表现出伦理性、审美性、历史性等特征。“和合”精神是贯穿和合翻译学的“意”“诚”“心”“神”“适”五个章节的主线。具体说来，第三章“意——和合翻译本体观”体现了和合本体观，第四章“诚——和合翻译伦理观”体现了和合伦理观，第五章“心——和合翻译认识观”体现了和合认识观，第六章“神——和合翻译审美观”体现了和合审美观，第七章“适——和合翻译文化观”体现了和合文化生态观，这五个部分构成了和合翻译学的主体框架，形成了如下图（图1）所示的结构关系。

该图中，“意”处于和合翻译学结构的中心地位。和合翻译学把“意”看成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认为翻译从根本上说是“意”的流动与转生的过程，因此，“意”在翻译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把“意”提升到翻译本体论的高度。作为翻译存在的方式，“意”的流动与转生体现出过程性、创生性和动态平衡性。

“诚”是翻译活动的态度预设。语言活动的伦理性决定了翻译的伦理性。在翻译活动中，最先确定的并不是译什么与怎么译，而是译者与作者、读者等他者之间以“诚”为基础的伦理关系。“诚”是一切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伦理前设，是译者叩开翻译殿堂的敲门砖，也是确保翻译顺利完成的保障。和合翻译学认为，译者有必要遵从和合伦理学的要求，在翻译中超越语言层面的文字转换活动，把翻译与修德、立业、做人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处理好翻译中的伦理关系，才能解决好翻译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困难。译者只有“诚于中”才能“行于外”，只有诚于译事才能处理好翻译活动中与作者、读者、赞助人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心”是译者对文本的认知进路。和合翻译学认为，中国传统的“心思维”在翻译中依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体悟式的认知方式仍是译者进入文本的主要途径。“心思维”这种认知方式要求译者调动自己的知识与阅历、投入自己的情感对原文进行整体阅读，通过对认识对象的整体观照用心体悟作为“存在的真”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因而具有本源性、整体性、体悟性、情感性等特征。

“神”是译者对译作风格的审美把握。“神”作为“音”“形”“意”在更高层次上的和合体，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具有整体性。然而，原作的“神”只是潜在的，需要通过读者（/译者）的审美阅读来激活，呈现出一个主观与客观的和合过程。正是从“神”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出发，和合翻译学主张在翻译中采取由上至下的工作路径，通过“先神后形、以神写形”的再创造行为保证译文的各个部分与层次各得其所，使译者在审美阅读中所体悟到的“神”在译文中得到栩栩如生的再现。

和合文化生态观推崇“多元与创生”的价值，“适”是该价值观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握的翻译原则。“适译”的文化生态翻译观反对作为文化侵略与殖民手段的替代式翻译，提倡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其目的便是使翻译适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多元性与创生性。“适译”彰显了翻译在异质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文化调适作用。

“和合”是贯穿“意”“诚”“心”“神”“适”五个部分的主要线索，不仅体现在和合本体观、和合伦理观、和合认识观、和合审美观、和合文化生态观之中，也体现为过程性、系统性、伦理性、审美性等和合精神与“多元与创生”的和合价值，弥漫于整个和合翻译学的体系之中。

摘自：吴志杰，《和合翻译学》（第179—181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

冯全功

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修辞学与《红楼梦》翻译。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发展前景

所谓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是指基于中国传统理论和思想话语资源发展而来的翻译理论，包括传统哲学、美学、文论、修辞、画论、书论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这里的理论有时指的更多是一种理论话语或翻译思想，不见得具有系统化的特征。

对人文学者而言，文化传承是极其重要的，只有传承了民族文化的文脉，才能做到融会贯通，才能不失本色，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更大。特色强调的是理论个性，但这并不排斥对翻译学共性的追求，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学）并不是中国翻译学的全部，笔者强调的是其流派属性而非学科属性。中国翻译学要赢得国际的尊重，就不宜步步紧随西方，朝同的方向发展，而是要发展自己有特色的，有别于西方的译论话语体系，这样才有和他者对话的资本，才能在国际译学舞台中获取话语权。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不妨朝两个方向发展，即相对宏观的、系统化的、涵盖面较广的译学理论和相对微观的、操作性较强的、针对某个领域的译学理论。文章翻译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都是比较宏观的，涉及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些宏观的研究可以继续深挖下去，以充实和深化之，尤其是其中微观的话题研究（核心范畴），如文章翻译学中的气与体、和合翻译学中的诚与神、大易翻译学中的易与和等。其他如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翻译美学，基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翻译修辞学等，也都有望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在构建过程中也不妨参照西方的理论话语资源。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中的特色就是不失本色、有民族文化特色之意，同时鼓励对西学的借鉴与吸收。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宏观建构着实不易，需要深厚的国学素养与人文底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我们也不妨从微观入手，探索具体的翻译论题，一步一个脚印，为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增砖添瓦（陈大亮的“翻译境界论”就是如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提出了“六观”说，即“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我们完全可以把刘勰的“六观”说运用到文学翻译批评中（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批评），也不妨对相关术语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含义，与中西现代译论（文论）结合起来，以更好地为文学翻译批评服务。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理、事、情”以及诗歌创作（批评）所需的“才、胆、识、力”也可移植到翻译研究中，以加深我们对翻译本质以及翻译批评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话语体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经典命题“文以气为主”也同样如此，完全可以作为文章翻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绝大部分中国传统文论是体验感悟式的，审美生命化的，充满了诗性智慧和生命意识，很多术语与人息息相关（如气、骨、体、神等），这是古人的文章观，也就是把文章视为一个生气灌注的生命有机体，颇有特色与洞见。这些文论话语移植到翻译研究中也要注意体现这种有机整体观。

其他很多中国古典哲学文论话语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也值得深入探索。传统译论中经常涉及“本”的论述（如“案本而传”“因循本旨”“贵本不饰”“趣不乖本”“五失本三不易”等），这里的“本”到底指什么，有没有翻译的本体论意义，在现代语境中能否赋予其多重意义，这些都不妨重新思考，尤其是在哲学层面。古典哲学中的“诚”在翻译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是翻译伦理层面，不妨视为其核心概念。还有“和”，作为文论基本范畴（如神、味、境等）的共同民族文化之根，对翻译研究也极其重要，建立与实践和谐翻译观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的要义之一。“自然”也是中国哲学和文论的重要范畴，受道家哲学影响最大（“道法自然”“希言自然”），被视为一种文章风格或画品、书品等，“自然”有时还会指一种人生取向或精神上的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把“自然”移植到翻译研究中会很有价值，对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争”也不无启发。除了儒家、道家和墨家思想外，名家的思想也值得引入，对意义与共识真理的产生颇有启发。由此可见，我们自家后院的富矿很多，还有待去深度开采。

摘自：冯全功，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回顾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63—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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